 曹建海说应该取消开发商，水皮说取消开发商不是还有建筑商吗？
当然，水皮不是跟曹建海抬杠，水皮的意思是房地产市场的乱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本质在于国有土地在向商品化私有化过程中的利益转移，化公为私。开发商是这个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群体，挨骂是自然的，但是光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取消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暴发户最多的也是建筑队的包工头，建筑商的声誉未必就会比开发商好到哪里去。
不管是开发商也好，建筑商也好，都是商人。而商人的基本属性就是逐利，在法律道德的范围唯利是图叫生财有道，突破了法律道德的范围唯利是图叫为富不仁。任志强说房地产就应该是个暴利行业，因为不是暴利他就不做了；任志强说房地产要为富人造房，因为他为穷人造房就没有暴利。很多人不喜欢任志强说的话，但是却不讨厌任志强这个人，因为任志强讲的都是真话，实话。
房地产暴利到什么地步呢？
水皮不清楚，但是水皮记着16年前，也就是亚运会在成都召开之前，成都市的张百发市长曾经拍过胸脯。当时主管城建的张百发为欢迎外地的开发商进京承诺开发利润在15％以上。达不到的话，可以找张百发。张百发说这番话的时候，成都的房地产市场刚起步，又碰到了“六·四”风波的影响陷入低迷。低迷之际张百发能作这样的承诺，火热之时，开发利润可想而知。也许正因为此，所以福布斯富豪榜中房地产商的比例最高，也许正因为此，在国资委主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70％的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开发相关，如果说房地产商都是奸商的话，那么无商不奸又从何谈起呢？
水皮对于房地产市场研究不多，尤其是开发环节更没有体验。但是若干年前，因为要买房，所以毫不夸张地讲，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看遍了成都几乎所有的项目，因此对于性价比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同样对于销售环节中的猫腻也是有所了解的，不了解的恰恰是前期的开发征地过程和银行的资金运作过程，而这两个过程的主角恰恰不是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和银行。
关于地方政府的角色，水皮在“房地产是一种瘾？”的杂谈中已经有所阐述，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太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角色的错配是政府的职能不清造成的。现代社会的政府是干什么？是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还是投身经营活动，追求效益第一，是管理城市还是经营城市，不同的职能定位就有不同的后果。
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就会把自己和老板混为一谈，本来为解决国有土地公平交易杜绝暗箱操纵的“招挂拍”就会演变为哄托地价的价高者得；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就会和真正的老板结成官商联盟，就会把温州炒房团这样的投机力量视作招商引资的成果；以经营城市为定位，市长书记们自然就唯利是图，自然就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抛到脑后，自然对于安居工程就避之不及。
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走高，建设部门说是因为地价上涨造成的，而国土资源部门则回击是房价的上涨带动了地价的上涨。地价和房价究竟是谁带动的谁，又是谁推动的谁，其实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并没有为此而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放任自流。地价依然是越拍越高，房价自然也就越涨越高。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政府规定“三限制”。有人认为这是行政调控有效的必要措施，是走上奴役之路的必然选择，而水皮则从中分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缺位和空转，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现在的这套政府结构，上不肯对中央负责，下不能对选民负责，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地产商行贿受贿，坑蒙拐骗，大发不义之财肯定是个人问题，如果所有的地产商都这样，难道不是制度造成的吗？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不好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显而易见，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者和维系者，并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事实上，能够规范和调整、修理开发商的也只有政府，所以国务院才会明确要求地方的行政首长切实负起稳定房价的责任，才会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按土地出让金的一定比例安排经济适用房的开发。
成都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邀请曹建海、水皮和爱尔兰人包柏德做节目。栏目的策划和水皮商量，因为开发商现在都不愿到场，所以在谈话的时候请水皮从开发商的角度谈点看法，尽管水皮知道这是个找骂的角色，但是为了能让谈话的视角能够多元化，还是充当了一回地产商代言人的角色，希望从此能够告诉大家，骂开发商固然解气，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说到底，开发商也就是浑水摸鱼。水清了，鱼也就摸不到了，清水的责任还在于政府。
成都的期房空置率高达六成，有人认为开发商囤积居奇，水皮想知道，开发商为什么要囤积居奇？如果不允许开发商囤积居奇，那么，允许不允许投资者囤积居奇？水皮更想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市长的命运掌握在当地居民的手中，那么这个城市的房价还会如此飞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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